滚滚长江，携带泥沙，以每年近万亿立方的径流量入海，促成了江口边滩的涨淤和沙洲的发育。自唐武德年间开始，一千四百年来，崇明由涨坍不定的众多小沙洲逐渐汇集成最大的河口冲积岛。江口北嘴变化多端，南嘴稳健东移，长江口的演变呈现出云诡波谲变幻莫测的历史图卷。
张修桂《崇明岛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长江河口沙洲的发育，主要决定于科氏力所影响的涨、落潮流流路的分歧。在涨落潮流间的缓流区，水流夹带泥沙得以沉积，从暗沙渐成沙洲。从隋唐至明清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河口就出现五次沙洲并向北岸的自然过程。正因为长江河口沙洲的这一发育模式，促使历史时期的长江河口，在束狭过程中不断东移和南偏。
把崇明成岛发展过程置于长江口历史演变的背景下考察，更具宏观性和客观性。
以往崇明成岛历史研究往往限制于上海行政圈内或者本土范围的狭小区域，带来很多局限和误会。
为简明起见，本文试图用图示配合文字的形式进行阐述。
1.崇明出水前的长江喇叭形河口
二三千年前的长江河口在今镇江、扬州一带。北嘴在如皋以东一带，南嘴在奉贤以西一带，两嘴相距甚远，河口呈开放的喇叭形。那时如皋以东是汪洋大海，海中有一片沙洲，名为扶海洲。
秦汉时期，长江喇叭形河口的潮汐特别明显，在江口扬州附近出现涌潮现象。那时扬州为广陵县治，于是“广陵观涛”成为两汉以来的盛事。
汉代枚乘《七发》中提到“广陵观涛”，曰：“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横奔似雷行。”晋郭璞《江赋》云：“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于柴桑。”赤岸指扬州城西赤岸湖，柴桑为今九江。可见晋时涌潮形成于江口的扬州，潮区界顶远及九江。
直至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唐朝大历年间，曲江淤塞，瓜洲并岸，涌潮始消失。
◆二千年前长江口示意图
公元五至七世纪，江口北嘴的扶海洲与如皋陆地逐渐涨接，成为长江北岸的古沙嘴，江岸线从如皋的白蒲向前伸到如东县的掘港。这是长江河口北岸的第一次沙洲连陆大并接。
这时，海陵县东南二百八十三里的海中，在今南通市主城区所在的地方，出现了胡逗洲，也称壶豆洲。
《南史》称胡豆洲。《旧五代史》载，梁太清六年(公元552年)，乱将侯景兵败壶豆洲，后为王僧辨军人所获。
后在胡逗洲东边涨出南布洲。
陈金渊《南通成陆》：南布洲成陆时间不详，推断唐初已形成。
◆六世纪长江口示意图
长江口南岸，古时在长期波浪作用下，自常熟福山起，经太仓、嘉定方泰、奉贤新寺，至金山漕泾一线及以东，形成数条西北向东南走向的沙堤，俗称冈身。四世纪以后，海岸逐渐向东推移。
◆长江南口四世纪以后海岸线
2.崇明涨出及其唐时长江口局面
唐武德年间（618—626年），长江中出现了东沙、西沙两个小沙洲。是为崇明岛前身。东西沙相隔七十余里。西沙后也称顾俊沙。
洪武《苏州府志》：“旧志云，唐武德间，海中涌出两洲，今东、西二沙是也。”万历《崇明县志》：“盖崇起于唐武德中也…名东、西两沙，渐积渐阜，而利渔樵者土著焉。”正德《崇明县志》载，西沙在“东沙之西,隔水七十余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志》云：唐武德间，吴郡城东三百余里，忽涌二洲，谓之东西二沙，渐积高广，渔樵者依之，遂成田庐。”又“（西沙）杨吴时谓之顾俊沙。”
洪武《苏州府志》曰“武德间”和万历《崇明县志》曰“武德中”的“中”“间”两字，明确告诉我们，东沙、西沙的涨出，是在唐武德年间即618—626年的“中间”。所以现在讲述崇明诞生年代，不宜只强调618年。即使要讲618年，也只是个象征年。
东沙、西沙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呢？
据《上海市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上世纪80年代发现，崇明岛东部有几条断续沙带，以南村—裕丰—新北沙带和新（兴）西—裕安—新桥沙带发育较好，Ｃ14测定分别形成于距今1152±50年和1040±65年。可以肯定，东沙当以老陈家镇为核心，包括今向化、中兴、陈家三镇的中南部地区和其南的部分江面。西沙在东沙之西七十里，当在今城桥镇地区及其以南江中，并向西延伸。
这份《调查报告》测年反映，两条沙带中的西边沙带距今约一千二百年，即约在唐中期。东边沙带距今约一千多年，即约在北宋初期。说明出水后的东沙，面积逐渐增加，所以约在唐中期和北宋初期留下两条沙带遗迹。
◆崇明沙带示意图
唐初，长江北岸口外涨有东洲和布洲。后合为东布洲。
东洲、布洲何时涨出？何时连为东布洲？历来观点不一。
早的如南北朝顾野王《舆地记》：“海陵东境有东西二布洲”（现已佚不能确定其史实）。晚的如《海门县志》（1996年版）载：“…至唐代中期，江中出现沙洲。唐代末年，此处有东洲和布洲两沙，史称东布洲。”笼统的如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元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布机流至沙上，因名布洲。”模糊的如张军宏 孟翊《长江口北支的形成和变迁》：“隋大业八年(612年)胡逗洲已成为一个大沙岛,在其后时冲时淤的300余年间,胡逗洲东南面先后涨出了南布洲、东洲和布洲;不久,东洲和布洲涨连一体,合称东布洲,组成了胡逗洲—东布洲岛链。”
本文采用了陈金渊《南通成陆》的观点：“东布洲…形成最早应当在唐初…”
唐代中后期，长江入海北泓道在胡逗洲以北，泥沙积淀有利于江口沙洲的发育。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838年）记载掘港以东“巳时至白水，其色如黄泥”。说明唐代长江入海北泓道在胡逗洲以北，声势浩大，含沙较多。
◆七世纪长江口示意图
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最早大规模前来东、西两沙定居者，为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据明正德《崇明县志》载）
唐时长江口局面：八世纪初，北岸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的大沙洲了。到九世纪时，胡逗洲南布洲连成一片，整个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了大致今海门市包场镇一带。
◆九世纪长江口示意图
八世纪初，长江口南岸冈身以东约二十公里地带已经成陆。
2.崇明设镇与唐模五代长江口情势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纷争。江南吴越国和江北吴国为争夺长江口诸沙，展开了拉锯战。战争的重心在东布洲，同时波及其他沙洲。
几次大型战役都在东布洲展开，说明这时长江口沙洲中东布洲的地位远在东西沙之上，区域面积也应该大很多。
就在十世纪二三十时代的战乱后期，崇明正式设镇。
吴国杨溥统治时期（921—937在位）的长江口诸沙，为姚氏军阀集团的第三代姚彦洪控制。史载（据《舆地纪胜》引《通川志》）姚彦洪为吴国的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改东洲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吴改顾俊沙为崇明镇，周显德中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五代时，杨溥改顾俊沙为崇明镇。”
杨吴时期既设崇明镇于西沙，说明西沙的开发应比东沙早，地位比东沙重要，其时范围甚至比东沙更大。
《雍正县志》：“（唐）中宗神龙初，迁立崇明镇于西沙，隶通州之海门县，崇明之名所由始。”误。有考辩认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在西沙设崇明镇。亦误。
至于设镇为何用“崇明”之名？有众多说法。在佐证史料暂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说法只是积极的推测，不能作为定论。
◆十世纪长江口示意图
公元十世纪初，胡逗洲与其西的如皋大陆并连，这是长江河口北岸的第二次沙洲连陆大并接，长江北岸延伸到今余西一带。
长江口南岸十世纪初时海岸线已达月浦、江湾、北蔡、周浦、下砂、奉城一线下砂捍海塘。
◆长江南口十世纪海岸线
4.宋代崇明与长江口情况
北宋初年，作为崇明镇所在地的西沙（时为海门县属镇），获得了较好开发。同时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职能——流配“豪强难制者”的犯人，从事煮盐生产。
从地理原理而言，宋时崇明岛的发育，是以东沙为基点，逐渐向西北方向扩展的。
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东沙西北涨出一沙，因姚刘二姓为盛，名姚刘沙。后向东南延伸，与西扩的东沙接壤，成为合并沙洲。（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元史•地理志•扬州路》）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距姚刘沙西北五十里的江中，又涌现一个三次叠成的大型沙洲，被称为三沙。因三沙属西沙崇明镇管辖，亦谓崇明沙。（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一说三沙因句容朱、陈、张三姓先居而得名。
◆十二世纪长江口示意图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在姚刘沙—东沙设天赐盐场，属淮东制置司。
南宋时期，与东沙并岸的姚刘沙发育渐趋稳定，“地多产芦韦，自后各改其利，献于官，乃有韩侂胄、张循王、刘婕妤三庄”，（据正德《崇明县志》）除了出产芦苇，还兼鱼盐之利，于是开发益盛。
南宋权贵建庄沙洲有着不同的说法。1989版《崇明县志》：“刘婕妤庄、张循王（张浚）庄、韩侂胄庄均在三沙，1207年（宋开熙三年）废。”
由于崇明诸沙居安避乱，因此外来之民乐此定居，其中也不乏有名之士。后来甚至产生了宋高宗赵构来过崇明的“推虾港”的民间传说。
宋代长江河口北岸情况：北宋前期东布洲并岸，廖角嘴延伸至吕四一带。这是长江河口北岸的第三次沙洲连陆大并接。南宋时岸线大致在泰兴、狼山、刀刃山、江家镇一线。而长江江阴至泰兴段，呈现出泰兴靖江逐渐涨接和江岸南移的态势。
宋代长江河口南岸东移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长江南口十一至十二世纪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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